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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偏要反其道而行之，申明自己所赞成的恰恰就是通常所谓的不义： 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

三以上的考证已足以证明：尽管在秦末已出现了六艺称谓，但儒者以六艺代称六经不会早于汉初。首先，从本文上面所引的材料来看，汉儒只是以六艺代称六经，既没有以之改变六经称谓之实，更没有以六艺（六种学科）规范五经，从六艺之经的意义上称《书》、《诗》、《易》、《春秋》、《礼》（五经）为六经。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所以不敢轻信，是基于这一考虑，如六艺称谓果定于孔子，则在《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的著述中，都不使用六艺称谓，就无法解释，因为对儒家来说称六经为六艺毕竟不是无关弘旨的小问题。《艺文志》首列六艺略，它序六艺为九种。六法藏内，变流⑥ 而外遂，外遂六术，故谓之六行。那么，六艺称谓出现于何时？传统的说法是以为六艺称谓定于周公。

由此虽然不敢断定以六艺代称六经始于董仲舒，但可以断定董仲舒乃称六经为六学之始作俑者。比较这两种说法，可知后一种说法只是泛言《春秋》表达的是圣人的微言大义，而前一种说法则明确说出所表达的微言大义具体就是指名分，这就不难推断前一种说法是对后一种说法的完善。（《论语·为政》）但礼治必须以仁治为基础，作为仁治的补充。

在这段话里，史伯运用五行原理论述了事物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深刻阐述了和同思想。只有探究清楚了宇宙的本原，才能认识这道的规律（道纪）。听不到它的声音也看不见它的形体，寂静而空虚，不依靠任何外力而独立长存永不停息，循环运行而永不衰竭，可以作为万物的根本。这种理想虽然面对春秋以后广土众民的中央集权主义政策取向未免显得不切实际，但却对于后世影响很大，表达了反对等级、反对强权、反对战争的进步诉求。

凡被分封的人都被称为夏、诸夏，分封的地区则被称为区夏(即夏区)。显然，老子是从强制的有无和多少来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表现出自由主义的思维特征。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种人民有权放逐暴君、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观念，在当时无疑具有着革命意义。老子向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结绳记事的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幻想出了一个没有等级、没有强权、没有战争的民风淳朴敦厚的村落自治社会，在这个自然村落自治社会里，社会至治之极，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平等、自由而富足。暴秦建立之后，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使得多元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而暴秦之灭亡，则使独步天下的法家思想也遭到了一次彻底失败。孔子思想的核心与制高点是仁。

但是，清静无为的目的是虚怀若谷，不为而为、为而不争，达到一种为的最高思想境界。第四，和还引申出了合的概念，所谓合多指辩证统一（即合阴阳、合二为一），以及合乎规律、合乎目的的统一（如天人合一），合乎情理（即合乎民意、合意性）、合乎道理（即合乎逻辑、合理性）、合乎规范（如合乎礼仪、合法性）的统一。第五阶段是礼的治理，为之却得不到响应，所以就采用礼的规范强制人服从。值得注意的是，同时代的柏拉图也提出了两大道德原则，即尊重每个人的所有权和推己及人，并提出了四大美德，即智慧、节制、正义、勇敢。

可见，天是公正无私的，而祖先神则是有偏私的。治理者必须以克己为公的原则端正自己的道德品行，正所谓政者，正也，克孝克敬，怀德怀义，公正廉明，垂范天下，才可以天下大治。

（《论语·子罕》）在孔子看来，权变是比共学、闻道、立身的层次高得多的一种最高境界。李约瑟用了几十年时间潜心对比中西文化，从中发现了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

老子所推崇的理性显然不是主观理性，而是客观理性也即自然理性。在老子看来，为学是一种知识理性建构的工程，表现为主观性理性日益积累的过程，而为道则是一种知识理性解构的工程，表现为主观性理性不断被清理的过程，直至达到与自然理性合一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显然，这是一种自由的至高境界。晋臣士伯评判薛人与宋人的争论时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国语·周语》）后来，春秋时期的医和与孙子从医学和天象的范畴上也使用了阴阳概念，但这些都还主要是作为自然理性主义概念使用的。韩非曾把管仲与商鞅并举，视为法家之先驱。

老子和孔子都继承了西周德的思想，但老子是从宇宙本体的道学视角出发探讨德的问题，而孔子则是从社会本体的人学视角出发探讨德的问题，所以，在儒家思想体系里，德从属于仁学的范畴。子产在郑国执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其中远天道、近人道、存公议、保乡校、铸刑书、行法治等举措和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儒家看来，礼治高于法治。笔者在时刻浸染着孔子思想光辉的曲阜所遭遇到的一切，就已经说明了这种脱离了现代化社会规律的教化的失败。

由此，孔子提出了权的思想，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从自觉的以物观物到自为的知常守道，再到自由的涤除玄览、无为而无不为，人类走向了与自然合一的自由境界。

后来的儒家又进一步倡言仁义礼智信，丰富了这一道德伦理规范体系。在《韩非子解老》中，他首先对道作了确切的解释：道者，万物之所然与，万物之所稽也。返观先秦哲学，我们发现，德与道先于理而形成，理并不是先秦哲学的最高范畴，但理性主义精神却渐成主流。在这里，明显强调了阴阳这一辩证思维的人本涵义，使之逐渐成为了中国古代文明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

国人暴动之后所形成的共和精神，激励着人民反抗暴政。韩非不再一般地谈论义理、事理，而是把道与理联系起来，从道的高度阐发理。

天下一统，焚书坑儒，使得新文明的开端异常黑暗。从权变思想出发，孔子提倡温和渐进的改良主义，认为礼制等社会规范随着时代的变迁，应当因时制宜，适应新的变化而有所损益，但是大德也即大原则却是不可动摇的。

2010年元旦之后，我特地奔赴山东曲阜祭拜了万世师表、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并在1月22日《孔子》首映日特地观看了号称史诗电影的《孔子》。但是，阴阳这个提法在《周易》中并未出现，阴阳分开使用时也多指自然现象，是天文地理方面的专用词。

意思是说，判断一个人是否掌握了射箭之真正的理，要看他能否达到这一真正的理的功用，即能否在实际习射中射中靶心。在第十四章，老子认为这种道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它的形状、声音和质感无从追究，混同为一，既不显明，也不阴晦，它无头无绪、延绵不绝却又不可称名，它复归于无物，成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它无头无尾，无始无终。在这一时期，以范蠡、史墨等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说也已经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理性主义思想获得了显著发展。它磨掉了自己的锐气，不露锋芒，它解脱了纷乱烦扰，隐蔽了自身的光芒，混同在尘俗之中。

在韩非看来，相较之下，道虽远人，理却近人，玄妙精深的不可道之道，可以通过对生活实践中的具体的理的探究来把握，明理知道，就可以无事不成。那么，什么是道？老子在《道德经》第四章认为，道是不可见的虚体，虽空虚无形，但作用却无穷无尽，不可估量。

邵穆公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通过以物观物这种方法，人们就可以不被主观杂念和偏见所遮蔽，而透过直观现象把握事物本质，此即本质直观。

在老子看来，道在天为道，在人为德，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而天与人、道与德、道与器是完全统一的，人道应当顺应自然之道（即天道），德则应当惟道是从，器则为道之器。关于儒学的百家争鸣与历史回响春秋作为中华文化的历史轴心时代的生成期，为中华文化奠定了根基。